在江詩丹頓的黃金時期中，許多愛好者購買其作品的主要原因，是在於精準性。品牌在當時積極參與各項精準度比賽，如1947年向瑞士天文台組織的競賽Geneva Observatory competition提交19件作品，贏得13個一等獎，並打破三項精確紀錄；隔年向南沙泰爾國際競賽Neuchâtel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提交8件作品，每件作品都獲得所在類別的一等獎。1949年公司的精確度校正師─愛德蒙•奧利維埃Edmond Olivier在日內瓦天文台組織競賽Geneva Observatory competition上創造多項紀錄，其中獨立部件的紀錄得922分，滿分為1000分。

1951年擔任公司領導40多年的亨利•瓦爾納Henri Wallner去世，他是20世紀30年代公司歷史上最困難時期團隊中，僅存的最後一位，代表了舊有的傳統江詩丹頓內部人員被積家的人員取代。1953年公司推出一只暱稱為：Cioccolate（巧克力）的腕錶，因外形酷似義大利市面上所賣的一種瑞士巧克力板上的方塊；到了2002年，公司推出復刻版的Toledo（托雷多）【圖1】，而此腕錶的特點其實是純技術性的：為一款全曆錶，有著星期與月份的小視窗、日期指示和月相顯示。

1955年原要慶祝170週年的活動，因為發現了讓•馬克•瓦士倫Jean-Marc Vacheron與埃沙義•讓•弗朗索瓦•埃蒂爾Esaïe Jean François Hetier的學徒契約，改成慶祝200週年，並推出兩款限量錶款：一款為自動錶，錶面以馬爾他十字作裝飾【圖2】，另一款限量錶則於同年7月在日內瓦舉辦的“四大強國高峰會議four great powers”時，贈予各國領袖與政府官員。同時期，江詩丹頓和積家聯合推出超薄Cal.1003機芯，厚度僅1.64毫米；爾後江詩丹頓和積家分家後，仍獨自追求超薄的精神，在不斷改良精進下，1992年更堆出了全球最薄的三問錶，厚度只有3.30mm【圖3】。

江詩丹頓實際管理者─喬治•凱特勒Georges Ketterer（擁有半數以上股權的股東），在1965年決定了品牌未來走向的重大決策，離開和積家共同領導30年的控股公司SAPIC，讓品牌得以有更多的自治和絕對的設計與生產上自由。不過也因此必須單打獨鬥的面對之後動搖瑞士在鐘錶業絕對優勢的石英之變。

在石英錶前期還未威脅到瑞士鐘錶業地位時，1950年就已經有大規模工業化的美國鐘錶業代表─天美時Timex（以Kelton之名在歐洲販售）搶占市場；1962年於美國出售的每三只手錶中，就有一只是天美時Timex的產品；在歐洲，此品牌也生產一些層級較高的錶款，與同價位的瑞士錶相比，是有競爭力可佔領部分市場的。

石英科技早在1920年代就在美國出現，雖然當時只能運用在裝於隔音櫥櫃中3公尺高的時鐘，然而已經可以確保每天二千分之一秒誤差的精準度，經過30多年的微型化過程後，日本鐘錶工業在石英鐘錶市場獲得長足的進步，其精準性高、價格較低，在當時以一次性的手錶市場而言，占比率極高，加上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讓全球奢侈品消費意願下降，瑞士鐘錶出口額也跟著逐年下降，江詩丹頓亦受到波及。直到1980年代，石英鐘錶業在瑞士斯沃琪Swatch著重時尚設計的石英手錶出現後，才成功趕上日本。

在石英之變的艱困背景下，江詩丹頓仍在1972年推出一只獲得“Diplôme du Prestige la France法國魅力”桂冠的梯形腕錶，外觀比例得宜，搭配優雅裝飾的四個羅馬數字表面【圖4】，讓此“1972”腕錶獲得廣大消費者的喜愛。品牌更在石英錶席捲全球時的後期，於1979年為顧客訂製一款“Kallista”腕錶，是有史以來日內瓦鐘錶中最耀眼的作品，並開創了公司高級首飾手錶的歷史；它是以重1公斤的實心金塊雕刻出僅重140克的底座，鑲嵌118顆總重130克拉的梯鑽，由雷蒙•莫瑞弟Raymond Moretti設計【圖5】，花費6000多工時才製作完成，以500萬美元售出（相當於目前的1000多萬美元）。

喬治•凱特勒Georges Ketterer在半個世紀裡代表了江詩丹頓的靈魂，在與其子相繼去世後，1988年由股東之一的阿赫曼•扎卡•亞邁尼Sheil Ahmed Zaki Yamani持有最大股權繼任為董事長，並在同年任命克洛德•丹尼爾•普洛埃羅切斯Claude-Daniel Proellochs為執行長，品牌迎向全新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