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瑞士中立國的身分，讓國內的鐘錶商與珠寶商帶來有利的商機，江詩丹頓公司接到了只有非交戰國家的企業才能接到的訂單：俄羅斯和北歐人轉向瑞士，公司再次推動珠寶生產業務。並也因戰爭的關係，使其與美國市場的聯繫更為緊密。

1917年美國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於日內瓦建立遠征部隊裝備採購辦公室，和江詩丹頓訂購了3,289只配備鈦金屬錶殼、雷射夜光數字和指針的精密時計懷錶，後蓋刻有“Corps of Engineer”（陸軍工兵部隊）字樣【圖1】，專供工兵的工程師使用，直到1920年為止。同年公司成為美國鐘錶商「美國手錶公司The American Watch Case Company」的股東，供應Merimont品牌手錶。

除了供應美軍工兵錶款外，品牌仍在戰爭中創造新的手錶，如「酒桶tonneau or barrel-shaped」腕錶，此形狀出現於1900年到1905年間，其目的在於以區分腕錶不是懷錶的簡單改版，而是完全新穎、不同於傳統手錶的產品。江詩丹頓更精進的修改了傳統的酒桶形狀，推出一款外觀優美的女士腕錶tonneau shape【圖2】。在技術方面，製錶師們為了製作一款公司最早期的運動腕錶，而發明發條軸啟動裝置。從1914年到1918年間在不同的精密時計競賽上，特別是日內瓦Geneva Observatory和英國泰丁敦天文台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組織的賽事中多次得獎。

大戰結束後，於日內瓦市成立國際聯盟Society of Nations∼聯合國United Nations前身，是各國外交官或國家元首會晤的地方。公司利用此機會，在磨坊街（Rue des Moulins）的專賣店中接待貴客；首位前來的是印度旁遮普邦君主─普賓德拉•辛格特─帕蒂亞拉土邦主（Punjabi potentate Sir Bhupindra Singh, Maharajah of Patiala），1921年到日內瓦參加國際聯盟秋季大會時，這位奢華珠寶收藏家從庫存中挑選了各式珠寶配件與手錶，總額達15萬琺瑯（相當於今日的80萬歐元），其中一只具代表性手錶，裝飾精美的格狀飾紋【圖3】，成為當時公司代表的標記之一；這樣的藝術風格，是1925年後稱之為「裝飾藝術Art Nouveau」的美學原理。

江詩丹頓開始運用「裝飾藝術Art Nouveau」（經常是幾何形的）風格，是因1880年一位品牌在巴黎的新接任代理商─費迪南•書爾熱Ferdinand Verger，其和公司建立起尊重與有好的關係；至1896年除了代理江詩丹頓在巴黎的一切商務往來外，他的技術和藝術設計等方面同樣優秀，創辦了自己的公司，成為手錶錶殼製造商，其產品經常供珠寶商卡地亞Cartier之用，以他姓名的開頭字母“FV”最為標記。到1911年費迪南Ferfinand退休，傳位給他的兩位兒子：喬治Georged和亨利Henri，兩人更改了公司名稱，成為「書爾熱兄弟公司Verger Freres」，產品上的簽名改為“VF”。他們與江詩丹頓公司的合作非常熱絡，許多共同設計在1910到1930年代間問世，而前段所提及的帕蒂亞拉土邦主─普賓德拉•辛格特（Sir Bhupindra Singh, Maharajah of Patiala）擁有的珠寶錶，即是兩位兄弟所設計符合當時簡潔線條的美學風尚。

書爾熱兄弟Verger Freres還設計了1925年「現代藝術Art Deco」風格的另一類型錶款：百葉窗手錶；當佩帶者打開遮光片啟動推桿或齒輪的時候，整個錶面或部分被遮光片遮蓋，而最成功的即是1928年生展的「驚奇Surprise」手錶【圖4】，其中一只於1931年賣給了西班牙公主─貝亞特麗絲（Spanish Infanta Beatrice）。繼續秉承著「現代藝術Art Deco」的精神，書爾熱兄弟和江詩丹頓公司的合作，包含了奢華的各類鐘錶，而這些手錶往往是提供給知名的珠寶商：卡地亞Cartier、蒂芬妮Tiffany、梵克雅寶Van Cleef & Arpels、伯瓊Boucheron、寶格麗Bulgari、Chaumet等，甚至是知名鐘錶商：寶磯Breguet、名仕Baume & Mercier和積家Jaeger-LeCoultre等。有些手錶表面上只貼客戶的品牌名稱，也有少數貼有：「江詩丹頓為卡地亞特製Vacheron & Constantin pour Cartier」、「江詩丹頓為梵克雅寶特製Vacheron & Constantin pour Van Cleef & Arpels」的標籤，於今日受到收藏家的狂熱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