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哪一個時代，江詩丹頓公司一直有一項原則不曾違反過：利用危機時期重組、開發遙遠的市場或研製新的技術或機芯。1848年經濟體危機時，喬治•奧古斯特•萊斯蘇（Georges Auguste Leschot）仍不間斷的鑽研製錶技術，發明了一種格外可靠的擒縱機構，是著名「瑞士錨（Swiss lever）」的先驅。而秋天時，塞扎爾•瓦士倫（César Vacheron）前往荷蘭，因極為富裕的荷蘭親王─威廉•弗雷德里克（Prince Wilhelm Friendrich, uncle of Wilhelm Ⅲ of the Netherlands）要慶祝結婚二十五週年，需要準備許多珠寶、手錶之類的禮物而帶來龐大的商機。塞扎爾於1853年亦多次到歐洲旅行，藉機拜訪經銷商與市場調查，提高了品牌的知名度以及源源不絕的生意，公司也因此擴大了生產工坊。一些保存至今的美麗懷錶證明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製錶技術與藝術美感的精湛；細緻的雕鏤金錶殼、小時和分鐘的梨形指針、三金格狀飾紋和雕刻琺瑯錶面，與鑲嵌成輻射形的金質羅馬小時數字，使得錶款顯得非常優雅【圖1】。

據悉在1853年，江詩丹頓Vacheron Constantin公司為都林Turin的薩利諾伯爵（Count Salino）製造了一只用於天文觀察的精密計時錶；由此可見，公司在那時以掌握製造精密時計的先進技術。從1855年引進下垂式上鍊機構（此機構的歷史開始於1820年）以代替鑰匙上鍊機構。於1821年發明下垂式上鍊機構（一拉出來，便可用於調整時間）的製錶師是法國的阿德里安•菲利浦（Adrien Philippe），然初期向同行推薦並無結果，反而和在1844年巴黎工業博覽會（The Paris Industrial Exposition）上遇到一位原籍波蘭的日內瓦製錶師─帕泰克伯爵安托尼•諾伯特（Count Antoine Norbert de Patek）合夥成立百達斐麗（Patek, Philippe et Cie）公司後，迅速開始生產與銷售裝有下垂式上鍊機構的手錶。這個新的製造商，幾年後成為世界上技術鐘錶的主要角色之一，亦登上了日內瓦鐘錶業的舞台；此公司和江詩丹頓公司之間沒有退讓的競爭，刺激了兩家公司的發展，並對整個鐘錶業產生正面影響。

1864年後，公司在埃及、烏拉圭等新市場的發展標誌著其商業的發展；當時製錶師製造出一些精巧的作品，最精采的應該是一只1865年製造、鑲嵌上等珍珠和鑽石的藍色大型琺瑯錶，提供給中國皇帝使用，這項交易是透過義大利的中間人完成；當時，中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幾年，被歐美的列強掠奪了首都內的各項珍品，而中國皇帝急於恢復鐘錶的收藏，因此向歐洲最好的製錶師訂購，而這只供中國皇帝使用的江詩丹頓公司錶款，很可能是在掠奪之後訂製的。在2004年9月18日，公司藉著里士滿展覽（Richemont Exhibition in the Forbidden City of Peking）的機會，在紫禁城內向清朝的最後一位子孫贈送一只現代式手錶，作為過去與現代之間的橋樑。

1860年代末期江詩丹頓公司歷經了重大的變動，塞扎爾•瓦士倫（César Vacheron）的兒子夏爾•瓦士倫（Charles Vacheron）繼承公司，招聘一位菲利普•奧古斯特•偉斯（Philippe-Auguste Weiss）協助他管理公司，此人將領導公司長達三十年的時間，這將促進江詩丹頓品牌的重大發展。在1872年日內瓦天文台舉辦首屆中錶精確度比賽起，公司技術部門在喬治•奧古斯特•萊斯蘇（Georges Auguste Leschot）的帶領下參賽，贏得最高獎賞，並開始打破多項紀錄。而因業績的蒸蒸日上，已經擴大的鐘樓又顯得擁擠，1875年，公司終於得以進駐建築師雅克•埃利塞•格斯Jacques Elysée Goss（市大劇院的設計者City’s Grand Theatre）設計的大樓裡；大樓位於島上磨坊碼頭1號（1 quai de Moulins）【圖2】，離鐘樓只有幾米的距離，至今公司仍在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