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奧古斯特•萊斯蘇（Georges Auguste Leschot）於1844年重新和江詩丹頓公司Vacheron Constantin簽訂新的協議，並聘僱一位錨型擒縱機關的知名專家∼年輕製錶師─安東尼•萊蘇（Antoine Léchaud）一起合作【圖1】。而弗朗索瓦François作為一位優秀的市場觀察家，已預測到此錨型擒縱機關的可靠與精準，將帶來未來發展性；也因這兩位的研發，江詩丹頓公司Vacheron Constantin在當時成為此機關的先鋒，並在之後的數十年裡抗衡著美國製錶業（其大幅改善了製造鐘錶的車床技術，以及開啟手錶的工業化生產）。

江詩丹頓Vacheron Constantin公司開始和美國市場接觸，開始於1832年，一位居住在紐約的日內瓦鐘錶商，透過法國勒阿弗爾（Le Havre）港的一位經紀人──讓（或約翰）馬尼安（Jean（or John） Magnin）協助，請江詩丹頓Vacheron Constantin公司製作一批以風景或肖像為琺瑯圖案裝飾的手錶；這不僅是公司歷史上在大西洋彼岸的開始，也是美國人首次得以認識瑞士鐘錶業，在此之前，美國人只能買到英國的手錶。1834年，公司的手錶開始在紐約、費城和新奧爾良銷售，建立起美國銷售網，並按月出貨。

1843年公司於小島區（l’Île）的「鐘樓Tour」落戶【圖2】，它是埃蒙•德•格朗松（Bishop Aymon de Grandson）主教建於十三世紀的城堡遺跡，是日內瓦著名的紀念性建築物（此棟建築也成為手錶的裝飾圖案【圖3】），亦是當初可以控制隆河（Rhône）上的重要三叉通道。鐘樓Tour提供了較貝爾格斯（Les Bergues）大樓場所有著更廣闊的空間：公司承租二樓與三樓工坊。此建築不僅提升了品牌形象，幾個世紀以來被自鳴鐘裝飾的鐘樓，更是鐘錶業的象徵；公司在這裡落腳到1875年。在入駐鐘樓Tour的五年後，日內瓦市容經歷了一次大規模的改變，將圍繞城市的城牆拆毀，擴大了內部空間，使得日內瓦成了一座能自由穿梭的城市。於1858年由日內瓦到里昂Lyon的鐵路線由巴黎•里昂•地中海公司（Paris-Lyon-Méditerranée company）修成；同時期鐘樓Tour頂上的大自鳴鐘被三只較小的自鳴鐘取代：第一只鐘指示日內瓦時間，第二只鐘指示伯恩Berne時間，第三只鐘則是巴黎時間，比指示日內瓦時間的鐘慢十五分十六秒；在當時代歐洲有三十多個官方時間，堪稱是旅行者的夢魘。

在喬治•奧古斯特•萊斯蘇（Georges Auguste Leschot）重新和公司簽訂合約的同年，雅克•巴爾泰勒米Jacques Barthélemy的兒子─塞扎爾•瓦士倫（César Vacheron）進入公司，正值公司蓬勃發展時期，和古巴市場的接觸，定期提供俄羅斯帝國Russian court產品：如1845年出售了一只美麗的問錶給亞歷山大•尼古拉•杜爾古魯奇王子（Prince Alexander Nikolai Dolgoruky），與打開英國、奧地利、比利時等國的市場，更在1847年轉到荷屬印度，不久後便進入德國與印度。然而1848年法國的二月革命風潮席捲整個歐洲，包括德國各州與義大利，對公司業績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業績突然崩潰……